段崇轩先生的《文学期刊面向谁》（见1998年6月3日《中华读书报》2版），提出了一个文学期刊面向谁的问题。段崇轩先生分析了文学期刊的两种不同属性，不同宗旨，不同体制，即面向市场的出版社，或婆家是出版社的文学期刊，与面向文学的全国各地作家协会所办文学期刊的不同命运和前途，最后得出结论：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它首先应该面向文学建设和作家的培养，全力以赴地去建造文学的“基础工程”，而不必太顾及发行量的多少，社会影响的大小。我对此说未敢苟同，所以也说说文学期刊面向谁，兼说段崇轩先生一文中的另一面。
我以为现在由各省（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除《收获》、《天涯》等几家少得可怜的期刊外，绝大多数都处在类似于产品卖不出去、入不敷出的国有小厂的地步。如果顺着“既定的办刊宗旨却使人举步维艰”，“肩负着展示本省创作态势、推进本省文学发展和扶植文学的使命，这使命太沉重、太艰难了”的思路，更深层次地从旧有的体制和怎样改革的角度来探讨“文学期刊面向谁”，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大不一样。遗憾的是，段崇轩先生虽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各省（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所肩负的使命太沉重、太艰难，却没从何以会如此的思路说开去，反而掉转笔头，“痛说起革命家史”：“一个刊物虽小，但关系着一个省的文学发展和作家队伍的建设，正是在刊物的这种调度、引导、扶植中，保障了文学的持续发展、各种体裁的平衡以及文学新人的代代相接。文学刊物所承担的，实际上是文学大厦建设中的‘基础工程’”。这般细想的结果必然是心态的极不平衡，单是这种不平衡的心态，就如同那些至今仍痴呆在那里等着国务院和当地政府解困救助的国有小厂。这不但不是探讨由各省（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如今该如何生存的积极态度和理智说法，而且表露出部分这种文学期刊编者不该有的杞人忧天的可悲可叹。
我以为，一个省（市）的文学刊物，是否保留，怎么保留？从目前的出版管理体系上讲，那是人家各地主管部门的事。如保留，各省（市）政府是否采纳段崇轩先生所呼吁的，“政府就应当像保护珍稀物种一样，加大投入，提供足够的经费，以保证刊物的良性运作”，那也未必！因为各省（市）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相差很大，虽说加大文学期刊的投入，对每个省（市）来说，都是应该的，可一个省（市）有一个省（市）的作法，绝不可能一律。譬如，上海市就将《收获》的办刊费拨得足够，而海南省则将《天涯》推向市场，逼得你想法求变，求生存。广东省够富的吧？但它的作家协会，仍不是出名的没钱？山西省在各省（市）中，经济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财政很吃紧，但每年仍给《山西文学》15万元办刊费，对于一个发行量只有二三千份的刊物来说，也算是不薄关爱了。
我又以为，一个“不必太顾及发行量的多少，社会影响的大小的刊物”，是根本没资格要求政府加大投入，提供足够的经费的。发行量少，说明这个刊物只在文学圈子里打转，不顾及社会影响，说明这个刊物没有读者；而一个没有读者的刊物，又怎么能起到它“揭示、批判着现实生活中丑恶、腐朽的东西，把一批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推向广大社会”，抵御“粗劣庸俗的文化产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呢？
我最后以为，段崇轩先生之所以提出文学期刊面向谁这一问题，根本的还是一个钱字。倘若有钱，谁还办不了个文学期刊？即使办不好，还办不了个不好不坏！由此我又想，在当前这种各省（市）作家协会所办文学期刊，大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钱固然主要，但一个文学刊物的定位也许比和政府要钱更重要，而一个刊物是不是有个好的编辑队伍则最为重要。如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就是给你拨足了办刊费，刊物也不会办得好到哪去！相反，一个文学刊物，如果有个一流的定位，有些一流的人才，那么政府就是不给拨足办刊经费，或者想让你自生自灭，这个刊物也只会是生，而不会是灭。前者，《佛山文艺》大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后者，《天涯》是最好的说明。我对段崇轩先生在文章中，把出版社办的文学期刊，排除在文学事业的成就之外，亦感很不舒服。如此评说，不但显得不公允，而且还有一种吃不着葡萄还嫌葡萄酸的迂腐味。至于段崇轩先生所说的各省（市）系统文学期刊所面临的窘境，我想怪也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不努力、不争气的过。基于以上所说，我的文学期刊面向谁的观点，毫不含糊地是：应该面向读者，优胜劣汰，而不是什么作家协会的文学期刊以它过去的“特权”，进而向有关部门索要新的“庇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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